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它的创建开始于全民族抗战初期日寇进攻华北，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大举“扫荡”时期。它的发展与巩固得益于1941年7月冀鲁豫与鲁西两区合并和1942年8月，刘少奇同志返回延安途经冀鲁豫边区党政机关所在地红庙村作出的重要指示。它的壮大成就于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亦称平原分局）的成立；1944年5月，冀鲁豫与冀南两个区党委的合并。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壮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无数抗日军民浴血奋战、抵御外侮的真实见证，更是伟大抗战精神的生动诠释。

一、建立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历史背景

（一）根据地的战略重要性。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位于太行山以东，泰山以西，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五省结合部，东界津浦铁路，西临平汉铁路，南跨陇海铁路，北缘卫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在抗日战争中是华北的门户，太行、山东两个根据地的钳心地带，也是华北与华中的交通枢纽，对于打破日军的封锁蚕食，沟通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

（二）地方党组织的早期活动和群众基础。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冀鲁豫地区就有了党的活动。1926年8月，中共豫陕区委委员冯品毅受邀到大名七师任教，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先后发展刘大风等10几名党员并组建党、团特别支部。1927年10月，东昌县委（鲁西县委）建立。县委建立后，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并于1928年1月，组织了著名的坡里暴动。1930年，直南特委在磁县建立，领导直南、豫北30余县党的工作。从1931年至1934年间，直南特委在各地发动了驱逐盐巡出境、组织工人罢工、武装暴动等一系列的斗争，有力地冲击了反动统治阶级。1935年初，为更好地开展革命斗争，直南特委书记黎玉带领群众，到濮县开展了“借粮吃大户”“夺民团、地主枪支”等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些早期党组织的艰辛探索与群众运动的蓬勃开展，不仅发展了党的力量，更在冀鲁豫地区播撒下深厚的革命种子，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全民族抗战初期，根据地的严峻局势。全民族抗战初期，侵华日军为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在华北战场采取了极具侵略性的军事部署，集结重兵采取“大范围外线速决”的进攻策略，沿平汉、津浦等铁路大举南下，攻城掠地，相继占领了保定、德州、石家庄、邯郸等大中城市。特别是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华北战局发生根本性转折,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战场全线溃败，正规战力量基本丧失组织能力。毛泽东主席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冀鲁豫地区也随之陷入空前危机：日军铁蹄肆虐，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南撤，形成了严重的权力真空。这一特殊时期的社会秩序几近崩溃，盗匪蜂起、会道门等乘势扩张，加之1938年花园口决堤引发的鲁西特大水灾，天灾人祸交织，民众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此危难之际，建立抗日根据地既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当地民众的迫切需求。面对严峻形势，冀鲁豫地区党组织迅速行动起来，一方面深入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另一方面积极争取和改造地方实力派及民间武装，不断扩大抗日统一战线。

二、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从初创到辉煌的艰辛历程

（一）艰难初创：八路军主力挺进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1938年-1940年）

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冀鲁豫边区各地党组织就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掀起了抗日武装起义的高潮。冀鲁边起义、鲁西北起义、泰西起义等武装起义此起彼伏。这些抗日力量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1938年3月20日，根据北方局指示，中共冀鲁豫边区省委在南宫县成立，鲁西北特委、直南特委划归其领导。边区省委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冀鲁豫地区抗日斗争的统一指挥，推动了根据地党组织建设和武装斗争的深入开展。

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1938年5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率部进驻南宫；同年8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委萧华率部挺进冀鲁豫，9月下旬与先期到达的部队会合，整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这支主力部队，经过10个月的工作，除部队本身日益壮大外，并开辟了津南、鲁北地区的15个县的游击区，这也标志着冀鲁边平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形成。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主席明确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并作出了“派兵去山东”的重要决策。这次会议为华北敌后抗战指明了前进方向，进一步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此时的冀鲁豫边区周围，日寇的兵力增加到3万多人。为挽救危局，中共中央北方局遵照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发出“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中去”的伟大号召。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和号召下，冀鲁豫边区各地党组织各项工作蓬勃开展起来。

1938年12月中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到达直南、鲁西南地区；12月21日，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率主力进至南宫，领导冀南、鲁西北地区的抗日斗争；12月下旬，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挺进湖西；1939年3月1日，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主力一部进入鲁西地区。自此，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冀鲁豫平原全面展开，迅速打开了冀鲁豫边区抗战的新局面。特别是1939年2月16日，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一部，在代旅长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的率领下，到达直南、豫北地区，和地方部队组建了冀鲁豫支队，以直南为依托，在先后开展活捉汉奸恶霸、歼灭反动武装、痛击日伪军，攻克定陶县城、粉碎日伪军“扫荡”后，活动在濮阳、内黄、滑县一带。一系列的战斗和反“扫荡”的胜利，扩大了八路军在直南、豫北和鲁西南的影响，大批青年踊跃参军，到年底，部队由初编时的2000余人发展到17000余人，扭转了直南、豫北、鲁西南的混乱局面。

1939年1月，鲁西区党委成立，下辖鲁西、鲁西北、泰西三个特委；3月中旬，经北方局同意，陈光、罗荣桓率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到达泰西，与鲁西区党委联合成立鲁西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任书记，统一领导鲁西地区工作；5月14日，苏鲁豫区党委成立，领导鲁西南、湖边等2个地委和金嘉巨等中心县委；8月，为加强对地方武装的领导，鲁西军区成立，杨勇兼军区司令员。

各项工作的蓬勃开展，促进了冀鲁豫地区抗日队伍的不断壮大，为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0年1月，根据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的指示，一二九师先遣纵队、筑先纵队、一一五师独立旅、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等主力部队，对盘踞在朝城、范县、阳谷、观城一带的国民党鲁西行署主任李树椿、第六区专员王金祥等部发起反击，重创了反共顽固势力，平息了阳谷、聊城一带的会门暴乱，使整个鲁西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同年2月，为解决顽军对我冀南地区的威胁，根据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命令，宋任穷、程子华统一指挥冀南、冀中、冀鲁豫、鲁西地区的主力部队共25个团，对勾结日寇，武装进犯我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国民党石友三部发起反击，至5月17日，共歼灭石友三等部顽军1.5万余人，控制了包括清丰、南乐、濮阳、内黄、观城、朝城、范县等10个县城在内的广大地区，使冀鲁豫和鲁西两个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1940年4月18日，为巩固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加强对直南、豫北和鲁西南地区工作的领导，北方局决定成立冀鲁豫区党委，区党委下设4个地委（日伪“五·五”大扫荡后，二三地委合并，改成二地委，四地委改成三地委），3个军分区，统一领导直南、豫北和鲁西南地区。此时的冀鲁豫全区共辖15个县，有26284名党员。参加反顽作战的冀中军区赵谭支队改称南进支队，奉命留在冀鲁豫地区，主要活动在清丰、南乐、濮县、范县、朝城等县。4月30日，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到达冀鲁豫边区，同冀鲁豫支队会合后统一整编为二纵队，杨得志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同时，为加强对地方武装的统一领导，成立冀鲁豫军区，杨得志任司令员，崔田民任政委。至此，包括直南、豫北和鲁西南地区的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成为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指挥的一个独立的战略区。

（二）巩固发展：克服严重困难  坚持巩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1941年-1943年）

1941年初，八路军主力部队在鲁西郓城之潘溪渡伏击敌人，击毙日军160余人，毙俘伪军130余人，击毁汽车4辆，缴获九二式步兵炮1门，轻重机枪8挺，创造了继梁山战斗后我军在鲁西平原上全歼日军一部的又一模范战例。但敌人报复随之而来，集结大量兵力对我范县、观城一带中心区进行疯狂“扫荡”。1月18日，为掩护鲁西军区党政军群机关安全转移，教导第三旅特三营拼死抵抗，血染苏村。在此次阻击战中，我126名指战员壮烈牺牲。2015年，苏村阻击战126名烈士入选国家级“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1941年4月12日，日寇在从内黄到清丰、濮阳、浚县、滑县一带的沙区内，开始了极其残酷的毁灭性大“扫荡”（又称“四·一二大‘扫荡’”），共出动约10000多步骑兵，100多辆汽车和坦克，20余门重炮，兵分五路，向我所在的沙区中心猛扑过来。这次“扫荡”对我根据地中心区造成了严重破坏。据不完全统计，日寇在沙区中心地带的三天中烧毁村庄139个，其中全部变为一片焦土的就有80个；杀我同胞3400余人，有53户人家无一幸免，群众赖以生产和生活的农具、车辆、牲口、粮食，都已荡然无存。根据地面积也越来越小，成为“一枪可以打透的根据地”，而与冀鲁豫紧邻的鲁西地区，也基本上处于同样的形势。

面对如此严峻的对敌斗争形势，为扭转根据地日益缩小的困难局面，经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批准，1941年7月1日，冀鲁豫、鲁西两个区党委合并为新的冀鲁豫区党委,张霖之任书记，下辖7个地委，1个工委和1个实验县委。当时,濮县、范县、观城县是冀鲁豫平原上没有被日伪军固定占领过的三个完整县,是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就设在了濮、范、观的中心区——今山东省莘县红庙村。7月7日，合并后的冀鲁豫军区正式成立，下辖7个军分区，两区所属主力部队统一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辖3个旅，全区兵力共有27300余人。9月初，边区各界代表开会选举成立合并后新的行政主任公署，晁哲甫任主任。这一合并举措，实现了两区资源的优化整合，加强了领导力量，使根据地的抗日斗争更加协调统一。

边区合并后，区党委组织召开了高干会议，会上交流了两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方面的经验，并根据北方局5月4日关于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决定自7月7日起，对敌开展夏季政治攻势。经过7月中旬至10月上旬为期3个月的边沿区反封锁、反“蚕食”斗争，有力地打击日伪军疯狂的“蚕食”、封锁以及顽军的夹击，使边区局势一度有所缓解，但因敌人重兵“蚕食”、封锁我根据地，局势又很快恶化起来。

1941年，冀鲁豫军区依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同日、伪、顽、会、匪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一年，全区部队作战1700多次，平均到每天就达4.7次之多，攻克敌据点33个，毙日伪军11374名。

1942年，随着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达到新的高潮，促使了侵华日军集中兵力，在华北大规模开展“治安强化运动”。此时，冀鲁豫边区日军数量虽没有大幅增多，但敌人的机动性和集中程度却大幅提升，伪军数量更是从1941年的3万余人发展到6万余人。据统计，仅1942年1月至10月，日伪军对昆山、寿张、濮县、范县等地的大规模“扫荡”就达67次。这一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更是加重了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大面积的旱灾导致赤地千里，粮食歉收，群众普遍缺粮。入秋以来，冀鲁豫边区的灾荒发展到顶峰，群众断粮断炊，饥寒交迫,当时全区受灾的村庄就达1600多个，有80万人断了粮菜，其中有800多个村庄已空无一人。

194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对目前冀鲁豫工作的指示》指出，冀鲁豫边区已进入空前艰苦的时期，但目前环境较冀中、冀南为优，敌人分割封锁尚未达冀中、冀南程度，尚有大块地区，要利用此时机加紧深入工作。在4-5月间，日寇分别对冀南、冀中根据地发动了惨绝人寰的“四·二九”“五·一”大“扫荡”，其规模之大、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给根据地带来了沉重打击，斗争环境几乎完全变质。在如此严峻形势下，冀中军区回民支队奉命转移至冀鲁豫边区；冀南区党委机关和主力部队也先后转移到鲁西北一带。

由于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分割、包围、封锁，各根据地之间的交通联系十分困难。冀鲁豫边区地处要冲，是华中、山东抗日根据地通向太行进而去往延安的必经之路。因此，建立交通线，保持各根据地之间及各根据地同延安之间的联系至为重要。1942年初起，冀鲁豫区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加强交通工作的指示，先后建立了7条地下交通线，其中最为重要的有2条。一条是从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交通总站起，过微山湖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交通站；另一条是从边区交通总站起，经内黄、安阳，通过卫河、安阳河、平汉路封锁线，到达林县任村八路军总部豫北办事处的交通线。边区地下交通线的建立，在沟通联系、护送干部、传递文件、转运物资等方面，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42年8月下旬，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的刘少奇同志从江苏阜宁单家港返回延安途中，到达冀鲁豫区党政军机关所在地红庙村，他在了解了边区情况和听取了冀鲁豫区党委的工作汇报后作出了“对敌斗争要有战略眼光，不要轻易搞大兵团作战；对伪军要以政治瓦解和争取为主;要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等重要指示，还特别强调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和发动群众问题。刘少奇的指示，对边区党组织是极大的激励和鞭策，为转变工作方针指明了方向。

1942年9月27日，日军调集重兵，对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进行大规模“铁壁合围”式的“扫荡”，妄图消灭冀鲁豫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彻底摧毁这块平原抗日根据地。在反“扫荡”中，我主力部队掩护被围机关、学校、地方干部和群众胜利突围，并转到外线与敌周旋作战，共毙伤日军250余人，俘伪军百余人，缴枪百余支。我党政军民也受到严重损失，昆张地区变为敌占区。

1942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对冀鲁豫区党委、军区工作指示》，肯定了边区工作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方向，决定调原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任冀鲁豫边区党委书记，将湖西区划归冀鲁豫领导。黄敬到任后，立即开展了调查研究，并于11月至12月主持召开了冀鲁豫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会上作了题为《边区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报告明确了当前边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中心任务，提出了扭转边区困难局势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这次会议是边区形势转变的关键性会议，标志着边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会后，边区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实行“精兵简政”政策，通过整顿边区各级组织，精简机构，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财力，充实了基层，提高了效率，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大力开展“民主民生运动”，组织了五百人的政民工作队在濮县、范县开展反贪污、查黑地、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增资、增佃，改造村政权等民主民生运动试点工作，取得的经验在全区推广，大大减轻了群众的负担，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

1942年是冀鲁豫边区对敌斗争最为艰苦紧张的一年，也是克服重重困难，英勇斗争取得显著成绩的一年。全年，共进行大小战斗1636次，攻克据点124处，毙伤日军1647人、伪顽军5764人，俘日军10人、伪顽军6435人，缴获长短枪5813支、机枪24挺、掷弹筒10具、迫击炮3门、各种弹药130720发、马353匹，敌我伤亡比例约为4：1。

1943年1月初，中共中央决定将水东地区划归冀鲁豫边区领导。自此，水东地区成为冀鲁豫边区的一个正式建制单位。这一年，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迎来了重要的转折点，日军兵力相对收缩，转而由部分伪军接替日军守备。然而，敌我斗争形势依旧复杂严峻，边区伪军数量达到10万人，几乎是我军的3倍，加之顽军的不断侵袭，抗日军民仍面临巨大压力。面对这一局面，边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抗战，在下半年逐步扭转被动局面，使根据地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

1943年5至8月，开展了反击国民党顽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李仙洲部侵犯我曹(县)东南地区的战役，粉碎了李顽的进攻，开辟了南北约100里，东西140里的新区，使冀鲁豫中心区与湖西区连成一片；为给盘踞在朝城县的伪军头目文大可以沉重打击，冀鲁豫军区利用“青纱帐”，于7月初发起了朝南战役，使根据地向北扩展到朝城县城附近；为歼灭伪军杜淑部的进犯，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冀鲁豫军区和太行军区紧密配合，于7、8月间先后发起了卫（河）南战役和林（县）南战役，战役的胜利，打破了日伪军对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为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资源。

在边区局势逐步好转之际，8月初又遭遇了罕见的蝗灾。蝗群飞临，遮天盖地，把残存的庄稼一扫而光。8月下旬，边区喜逢透雨，且连绵六七天，极大程度上缓解了旱情，然而，日军为了以最快的时间、最小的代价达到战争的目的，悍然发动了违反国际公约的细菌战。其华北北支甲1855细菌部队在鲁西利用卫河水位上涨撒布霍乱菌、实施细菌战，对边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仅8月下旬至10月下旬间，就使20多万中国人民惨遭霍乱病菌的侵害而死亡。

为彻底摧毁我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1943年秋，日军调集3万多人，陆、空配合，步、骑、车、坦、炮协同作战，采取“铁壁合围”“拉网清剿”等战术对我根据地发动了43天的“秋季大扫荡”。我军主力部队灵活转移至外线作战，民兵与游击队坚持内线袭扰，经300余次作战，我军攻克和驱走敌据点、碉堡74处，巩固了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11月16日，在八公桥战役中，我军采取“牛刀子钻心战术”，全歼伪军孙良诚总部直属队，毙伤数百人，俘伪第二方面军参谋长以下官兵32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物资,在纵横二百余里的地区，摧毁大小据点百余个，粉碎了其“蚕食”中心区的计划，使我濮范观中心区与二、四、五分区连成一片。

1943年11月26日至翌年1月13日，冀鲁豫区党委在观城县红庙村召开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会议中，比较系统地总结了一年来边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成绩及存在的不足，进一步解决了对敌斗争、发动群众、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和党的一元化领导等存在的问题。如果说1942年底的边区高级干部会议是转变方针、策略、扭转被动局面的开端，那么这次高级干部会议则标志着边区完成这种转折，即将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1943年，敌伪千人以上的“扫荡”达113次，据点增加到2100余个，封锁沟增加到6750里，根据地被分割的像豆腐块。面对如此严峻形势，我军英勇抗争，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全年共进行大小战斗2701次，缴获日伪军大批枪支弹药；攻克日伪军碉堡、据点529处，比1942年增加427%，比1941年增加814%；收复、扩大根据地和游击区约4000余个村庄。结合军事斗争，人民武装、开展对日伪军工作和建立两面政权也取得很大成绩。

1941年至1943年是冀鲁豫边区抗战史上最为关键的三年。三年中，边区军民经受最为严酷的考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不仅成为华北平原唯一保留大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区，而且从各方面积蓄力量，为进入新的大发展阶段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走向辉煌：战略反攻，迎接胜利曙光（1944年-1945年）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一再失利，侵华日军相继南调，冀鲁豫边区周围的日军兵力明显减少，边区军民连续发起攻势作战，开始了局部反攻。

为适应华北敌后抗战的需要，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亦称平原分局），统一领导冀鲁豫、冀南两区工作，分局机关仍设在今山东省莘县的红庙村，黄敬任书记，宋任穷任组织部长。平原分局的创建不仅加强了根据地内的组织领导，更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障。

1944年5月，为进一步实现两区统一，适应对敌斗争形势客观发展的需要，北方局决定冀南与冀鲁豫边区合并，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和冀鲁豫军区，下辖12个地委、12个军分区和12个行署。这次合并加强了对敌斗争的统一领导，使冀鲁豫边区根据地的抗日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两区合并后，冀鲁豫边区军民在分局的直接领导下，对日伪军展开攻势作战，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在春季攻势中，先后攻克日军据点50余处，成功恢复了昆（山）张（秋）地区，打开了东平、汶上的抗日新局面，又乘胜进行了清丰战斗，再次解放清丰县城，消除了敌人对我中心的威胁。在开展夏季攻势作战中，于8月初发起了讨伐伪军刘本功部，毙伤俘敌军2600多人，摧毁刘本功部的黄河大堤封锁线，使我根据地向南拓展50余里。后又对菏泽西北南华县境内的伪军据点发起进攻，使菏泽西北部的局势大为改观，鲁西南与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连成一片。7月31日，第七军分区(鲁西北)指挥第二十二团、基干团，在莘县、朝城等县大队和马颊河支队配合下，对莘县伪军发动进攻，至11月莘县县城全境解放。在冬季攻势作战中，又相继袭击东平城、夜袭聊城、攻克寿张县城，进一步巩固扩大了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同时，在党中央和分局领导下，边区党组织全面深入地开展整风运动，分局和各地委都建立或恢复了党校，大批领导干部离职参加整风学习，转变党的作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分局还总结推广了滑县发动群众的经验，深入进行民主民生斗争，在运动中发展党的组织、改造村政权、组织民兵和健全各种群众组织，进一步巩固抗日根据地；边区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广泛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增产粮食和日用品，为部队作战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提供物质基础。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和国内抗日战争空前有利的形势下，冀鲁豫边区走上了新的大发展阶段。

1944年，边区军民的攻势作战取得了重大战果。据不完全统计，一年来，全区共作战3604次，攻克据点、碉堡1000余个，毙、伤、俘日伪军49000余人，争取伪军反正5000余人，解放人口500余万人，控制县城11座，鲁西与鲁西南根据地已连成一片。

随着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逐步发展、壮大，至1945年1月，根据地下辖116个县，共有村庄39993个，人口将近2000万，成为敌后最大的根据地。在1945年春季和夏季的攻势中，又相继收复县城19座，攻克据点240处，解放人口250余万。5月中旬，在水东地区我军越过新黄河挺进上蔡、商水一带，解放100万人口的地区，开辟了水西地区，与鄂豫皖地区相连接。8月中旬，我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同全国各抗日根据地一起，对日伪军开始展开全面大反攻，切断新汴、陇海、平汉、德石各铁路线，并逼近开封和济南，先后解放县城44座，广大地区为我控制。  

冀鲁豫边区军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5年8月晋冀鲁豫中央局成立，10月，冀南和冀鲁豫两区分开。至此，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载入了史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三、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历史贡献

在整个全面抗战期间，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进行了一场场波澜壮阔的斗争，书写了一部部可歌可泣的历史。作为华北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它不仅牵制和消耗了日伪军数十万兵力，粉碎了上百次“扫荡”，还打退了国民党顽军和会匪的无数次联合进攻，有力支援了全国的抗战大局。此外，根据地还培养和锻炼了大批优秀的干部和武装力量，这些干部和战士在抗战胜利后，又积极投身到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中，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复兴继续贡献力量。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伟大实践和辉煌成就，赢得了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高度赞誉。张闻天同志曾指出“得冀鲁豫者得天下”；陈云同志也曾说过“新中国是从冀鲁豫平原来的”；刘伯承元帅也曾动情地说“冀鲁豫人民好啊，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出了大力”。

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从初创到巩固发展再到走向辉煌的壮大历程，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在毛主席等党中央领导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下，根据地军民历经无数艰难困苦，始终坚定信念，顽强战斗。他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不断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卓越的领导能力和正确的战略方针，更彰显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光辉历史，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激励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莘县党性教育服务中心徐丽丽、莘县档案馆陈继龙）